“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有性幻想，这是否意味着她是异性恋?”这是一位女同性恋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也是这篇论文的灵感来源。她正在经历一些困惑和内疚，怀疑对男人的幻想是否意味着她真的想和男人在一起，也就是说她暗地里想成为异性恋。本文是对四位女同性恋者性幻想，以及存在于她们的性幻想中的男性所扮演的角色的自体心理学探索。

1.

探索

这篇论文中，讨论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在自体客体的环境中，女同性恋的幻想中出现或者缺席男性，对自我来说都有什么意义？是否是潜意识的泄露？是不是意味着与男性体验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体验是正常的，还是创伤性的（例如性暴力，性虐待）？在这样的性幻想样本中，男性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是说这意味着潜意识领域的性体验和意识领域的性选择有什么关联？

本文列举了四位女同性恋来访者的性幻想，用以探究不同情境下的自我状态。不同的情境包含了：（1）自慰幻想（2）做爱过程中产生的幻想（3）白天或者短暂的幻想（白日梦）（4）潜意识幻想（梦境）

这些不同类型的幻想也经过调查，最后集中在强奸，诱惑，施受虐和“性别扭曲”的幻想上。必须要承认的是，任何类型的性幻想，都可能包含着施虐受虐维度和裸露与偷窥的成分在里面。就施受虐的维度来说，我指的是通过违背某人的意愿，强行“占有”或者“被占有”，进而能够获得快感的尤其是性满足的幻想，比如强奸。诱惑或者被诱惑的感觉，就是诱惑幻想。而施受虐则体会的是那种权力和失控的感觉。展示自己或者窥视他人的幻想内容则可能出现在本文的所有幻想之中。

此外，我还研究了可能提供这些幻想的自体客体或自恋功能：（1）镜映（带着裸露的意味）。（2）理想化（带着偷窥的意味）。（3）孪生（同质化倾向）。在心理上，Ulman和Paul（1990）从幻想体验的角度对这些功能进行了描述：

镜映，一个人无意识地体验到自己在一个赞赏、肯定、赞许自己的观众面前展示或表现自己。

理想化，一个人在无意识中体验到自己与一个无所不能的个体安全、平稳地融合在一起。

孪生，一个人无意识地体验到自己的经历中有着伴侣的陪伴或加入。换句话说，一个人与伴侣有着熟悉和互相认同的共同体验。

似乎可以说，在明面上，所有本文所记录的手淫幻想以及那些发生在做爱的过程中的，性感和情欲性质的幻想都是用来提高感觉和兴奋，以达到性高潮的一种手段。而本文对每个案例的自恋功能，比如镜映，理想化或孪生，也都进行了分析。

自我意识的结构在和自体客体的关系中，是如何通过调和幻想，起到统合自恋的功能的？从自恋功能到性幻想的转变，其实是从原始的形式到更成熟形式的转变。那么潜意识意义和潜意识的功能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发生改变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在回顾文献的时候，可以发现理论的发展方向非常清晰，幻想被视为从性高潮中获得快感的一种手段，而施受虐幻想则被视为一种支配控制的手段。随着对文献的继续追踪，我们发现性幻想是被用来控制创伤和组织自我意识的手段，并最终文献都开始承认女同性恋性行为的存在。我希望能够通过关注女同性恋的性幻想和自恋功能是如何健康的相互适应的，来为这个领域添砖加瓦。

Freud(1919)在他的文章《一个被打的孩子》中讨论了使用幻想来达到性高潮，以及受虐倾向的作用。Stolorow和Lachmann(1980)描述了本文所探究的性幻想的自恋功能。他们指出，受虐倾向可以起到恢复或维持自我凝聚力、自我连续性和自尊的自恋功能。此外，他们说，在施受虐中，一个人可以通过施加与受到痛苦来获得活着和真实的感觉。

Benjamin(1988)指出“受虐倾向反映出一个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能动性…如果母亲牺牲了她自己的独立性，那么当女孩试图独立时，就会表现出她在身份认同中缺乏基础和力量”。因此，Benjamin认为，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模式，即女人只会满足于那种既令人兴奋又霸道的男人。“只有当痛苦涉及到屈从于一个理想化的形象时，它才是通往快乐的途径”。身体上的痛苦成为“丧失和被抛弃带来的精神痛苦的替代品”。

Stoller(1975)和Kaplan(1991)的研究对那些与男性有着创伤性经历的女同性恋者特别有兴趣。这些作者认为幻想的本质，是将创伤从一种原始的形式转化到一种更成熟的形式，以此来控制创伤体验。

Stoller提出，幻想可能有助于将童年的创伤转化为成年的胜利。他指出，“情色剧本”中包含了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历史。对Stoller来说，在幻想的背景下，创伤可能会被抹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被抹去。

Kaplan(1991)也强调了性幻想的适应性。她指出，通过情欲化和幻想，创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控制，同时幻想有助于控制焦虑，调节和控制攻击驱力。换句话说，在幻想中重复创伤的强迫性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迟到的，试图控制创伤的尝试。Kaplan说:“我们是性生活几乎完全由幻想控制的生物，如果有生物部分的话，也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由生物本能控制的”。

许多精神分析师，包括Kohut(1971)、Stolorow和Lachmann(1980)、Bacal和Newman(1990)以及de Lauretis(1994)，都探讨过性幻想在维持一个人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凝聚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性幻想可以提供自我安慰的满足感。

早在1971年，Kohut就提出，情欲化可以通过寻找一种色情的替代品来替代一种缺失的或不稳定的自体客体经验来达到自我修复的目的(同见Bacal和Newman， 1990)。Stolorow和Lachmann(1980)主张性幻想是维持自我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有着发育障碍或性创伤的个体中更是这样。

更近一些的文献中，de Lauretis(1994)谈到了女同性恋的主体性，以及幻想的内容和形式是如何构成和构造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与Freud相反，她认为，“幻想而非生物本能，才是社会中性活动的起源，是构建主体性的主要心理活动”。而Falco(1991)则解释说，性幻想本身并不能定义性取向，女同性恋的性幻想生活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

2.

个案研究

案例一：爱丽丝

爱丽丝是一名32岁的女同性恋者，她有严重的性创伤史，曾两次被强奸，分别是在14岁，和19岁。她说她的母亲冷漠无情，父亲则嗜酒如命。

也许是由于两起强奸事件以及父母的缺位，爱丽丝对自己缺乏强烈的主观意识。自从最近和她的女朋友分手后，爱丽丝似乎有一种失去灵魂的感觉，第一次独自生活，对她来说有点可怕。

她的幻想通常都发生在白天，通常是带着偷窥属性的短暂念头，其中包括幻想她在看着两个男同性恋做爱。她将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上，因为她只是在观看，但同时也想与他们融合。在这个“性别扭曲”的幻想中，她想以一个男同的身份加入两个男同的行列，这表达出她想要得到或展现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男性特质。她似乎把男子气概等同于力量，支配和优越感，而把女性气质等同于软弱，顺从和自卑了。

在脑海里进行这种幻想为爱丽丝创造了一种解放的感觉。她说，在异性性行为中，性交是重点，而这并不是她想要的。也许，她在两个男同性恋之间的性幻想中看到的是她自己否认或未能表达出来的方面。

至少在幻想中，爱丽丝能够摆脱文化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和从属地位。这种偷窥式的姿态是一种更容易让人感到羞耻的姿态，这与可以将自己以一种更无耻的方式大方地展示自己的自恋姿态形成了反差。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爱丽丝被动地看着两个男人做爱。她把他们的做爱理想化了，并因此得到了安慰。

案例2：贝丝

贝丝是一个30岁的女同性恋者，在法国出生并长大，是家里8个孩子中的老二。她有着极度创伤性的历史，在她5岁到15岁的时候，她被她的父亲侵犯。直到她15岁的时候，她爱酗酒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她噩梦般的生活才停了下来。她觉得他的死让她终于摆脱了他。她说她的母亲也是酒鬼，她从来没有感觉到来自母亲的保护。反复的乱伦和母亲保护的缺失使贝丝的自尊心下降，自我意识缺失。

贝丝的性幻想发生在手淫期间，而且幻想对象仅限于女性。她在没有真实生活伴侣的情况下进行性幻想。她现在还没有恋爱，但却经常迷恋和幻想着有一个假想中的，有权势的女人作为伴侣。这与她真正的性体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她享受与一个女人做爱，但反过来又会感到不舒服。所以在幻想中，她允许其他女人主导做爱，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贝丝的手淫幻想中潜在的自恋功能是孪生，因为她渴望拥有一个同性密友。

案例3：卡拉

卡拉是一个30岁的女同性恋者，在现实生活和她丰富的幻想生活中都非常沉迷施受虐的场景。她经常穿着时尚而挑逗的着装，以一种非常艳丽的方式描述她的生活和幻想。

她有着创伤性的性经历。她在6岁到12岁期间被一个哥哥侵犯。她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中长大，目睹了父亲多次殴打母亲，甚至到了不得不叫警察的地步。她似乎很难维持一段持久的关系。她是一个有抱负的演员，每一次她得到机会都会在舞台上隆重地展示她的身体。

卡拉不稳定的过往经历似乎促成了她对施受虐行为的强烈兴趣。她很难口头表达她的愤怒，但可以在她的性虐渴望中表现出来。她缺乏父母的协调和镜映，这让她饱受空虚消耗的抑郁症之苦，多年来她一直用酒精和毒品来自我治疗。卡拉原始的自恋可以通过她性幻想中的裸露癖表现出来。她整天都有这些幻想，在手淫的时候也有。它们涉及施受虐，描绘了权力和自恋的想象场景以及强奸场景。这两种类型的幻想都涉及到男人和女人。

卡拉通过各种公开表演与展览活动，来满足自己的暴露癖，她将这些表演称之为“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她想象着自己被别人欣赏。她把这些“场景”描述为在一个S&M女同性恋俱乐部的舞台上经过计划并见诸行动的实际表演。

卡拉骄傲地告诉我她的“奴隶”，另一个女人，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的“下级”，而她则是“上级”。处于顶端就等同于主动/男性，而处于底部则等同于被动和女性。S&M的世界有自己的专用词汇：作为卡拉下级的奴隶，必须服从施虐狂卡拉，否则她知道自己会被鞭打。

事实上，鞭打往往是这些场景的一部分。卡拉在她的奴隶脖子上的狗项圈上系着一条链子，当她的奴隶四肢着地时，卡拉可以让她像狗一样腾跃。

卡拉原始的自恋被一次又一次地演绎出来。她通过在现实和幻想中创造这些S&M“场景”，将痛苦的精神感受转化为自我贬低的情境。在这些场景中，她的奴隶是被动的，被迫屈服，被强势的卡拉性羞辱，卡拉承担了传统的男性/主动角色。通过这些见诸行动，她表达出被接受和被渴望的愿望。

有一年，卡拉曾自豪地描述自己在中央公园的一个大型男女同性恋集会上，全身皮衣，裸露臀部，骑着摩托车进场。她非常兴奋地展示自己，并在公园和俱乐部表演施虐狂的幻想。在她的“场景”中，她能感受到一种控制感，并使事情按照她的幻想发生。

卡拉能够通过性虐幻想来表达她的裸露癖，反向释放她的自恋，这样她就不是在展示她自恋的自我，而是在展示她可悲的自我。在这些情况下，另一个人不是一面镜子，而是卡拉遭遇和痛苦的见证人。我们可以看到，她幻想的自恋功能试图服务于她对被赞赏和被镜映的需求，因为她试图以暴露的方式的自恋地展示自己。

卡拉也会有强奸幻想，在幻想中，她屈服于更强势的男性。这样的场景是她达到高潮的唯一方式。男性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被理想化为权力和力量的源泉。卡拉的受虐倾向可能是为了赎罪。当父亲经常打她母亲时，她想要伤害他。承受被侵犯的痛苦是为了保护她不经历精神上的痛苦。

因为在卡拉的幻想生活中，她能够从被动的角色（通常被认为是更女性化的角色），转变为主动的角色（通常被认为是更男性化的角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性别扭曲的幻想使用的证据。这与爱丽丝的情况相似，只是程度相对较轻。

案例四：黛拉

黛拉是一名32岁的女性，她接受治疗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缺乏“个性”，需要接受帮助来发展社交技能。她和一个男人有八年的婚姻经历，但在两年前离婚了，她说她对女人有性感觉。黛拉在她自己描述的一个保守的家庭中长大，家庭里没有情感流露的空间。黛拉是这篇论文中描述的唯一一个与男性有过可能被认为是“正常”和非创伤性的性经历的人。然而，她经历了另一种创伤，情感忽视。

她是三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在成长过程中，她是一个孤独、害羞、安静的孩子，养育孩子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黛拉小时候没有得到回应，或者得到的是批评和冷漠的方式的回应。她的母亲不快乐，爱挑剔，情绪上不可亲近，大部分时间都很沮丧。她七年前死于一场车祸。

黛拉比较认同她的父亲，她说父亲也和自己一样，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累积的羞愧和缺乏协调的影响导致了自我意识和自尊的缺失，精神分裂般的冷漠，空虚消磨的抑郁，所有这些都让黛拉对镜映有着饥渴的需求。

黛拉呈现了一系列的性幻想，所有这些幻想都发生在手淫的过程中，从施虐到诱惑，从包含男人的场景到没有男人的场景。

在她早期的施虐性幻想中，黛拉想象自己与男人进行性虐行为。她在幻想中会至少强迫自己穿上一件黑色紧身衣。在这种裸露癖的背景下，她想象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性商品，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确信她不会被抛弃。也就是说，她想要维持一个必要的关系链接。后来女人取代了男人，开始出现在这些施受虐的幻想中。她对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的理想化在这些施受虐的幻想中很明显。在男性和女性的施虐性幻想中，她都处于被动的地位。最近，她一直有诱惑幻想，在其中她会积极地与一个女人做爱。

虽然黛拉早期对男性的施虐性幻想是自我同步的，但现在不再是了。黛拉意识到她会幻想和一个男人做爱，甚至是群性爱，来作为“一种解脱的方式”。她发现这些和一个男人做爱的幻想现在让她感到不舒服。然而，由女性来对她施虐的幻想已经变得自我和谐了。跟踪黛拉的自慰幻想的这些转变是很有趣的，从只有男人，到男人和女人，到只有女人。

似乎当黛拉感到沮丧和空虚时，她更有可能对男人产生性幻想。想象自己被强大的男性所渴望和崇拜，似乎有助于黛拉感到振奋。她希望通过想象自己是强势男性的性对象来获得接受和回应，而这些幻想在其他地方不太可能实现。黛拉曾说过，她觉得自己的性虐幻想是成长在一个让她感到无能为力的环境下的结果，也就是说，她无法以施虐的角度，去剥夺别人的社会能力。

黛拉的情感生活中缺乏链接，也缺乏对她的各种暴露和展示欲望的合适的镜映。她早年的生活充满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上的孤立。黛拉感到她的母亲永远不能成为母亲自己，并发誓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黛拉觉得她的幻想从只有男人逐步转变成只有女人是因为她不再沮丧和孤独。幻想可以作为抑郁和孤独的“解药”。在她的性虐幻想中，黛拉有她最基本的需求，镜映和回应，并且能够与一个理想化的力量和权力的源泉保持链接。就好像她的存在处于危险之中，而幻想服务于她的自恋功能，使她能够存活下来。

最近，黛拉的的幻想中开始出现两个女人，其中她是那个主动的女人。这些幻想不再是性虐，并且她已经从被动的角色转变为主动的角色。黛拉从一个被动的(女性)角色转换为主动的(男性)角色的能力可以被视为性别扭曲，卡拉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黛拉的同性幻想中，她并没有无力感，在幻想中，她是在与另一个女人以温柔，关切，和肉欲的方式做爱。她能想象她们两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情景。幻想中她们在做爱，黛拉抱着另一个女人，跟她说，"去她的下面"，于是那个女人也跟黛拉做爱。整个想象的体验是一种相互的体验，黛拉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参与。在这些幻想中，有一个她可以交谈和链接的人，这一点和她包含着男人的幻想是不一样的。

黛拉不再感到无力，因此，不再需要S&M来让人们喜欢她。她幻想中的这种转变现在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成就，展现出一种健康的自恋。她既能镜映其他女人，也能被其他女人镜映，而不是去镜映男人的世界。她的性幻想的这种转变似乎与她“出柜”的过程相一致。黛拉的幻想可能通过巩固她展示自恋的功能帮助巩固了她的性认同。同样的，熟悉的认同和孪生功能也在幻想中得到了发展。

随着黛拉的性幻想的转变，变得更加自我和谐，也就是说，只涉及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无意识意义的发展。目前，在幻想生活中接触女性仍然比在现实中更安全。

总的来说，这四个案例代表了目前接受我治疗的一大群女同性恋者：她们的性幻想中似乎都有男性，也有女性，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占据主动地位。

3.

结论

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四个案例研究的性幻想中似乎存在着性别连续谱，从男性的幻想，到男性和女性的共存，再到排他的同性幻想。

一些女同性恋者依靠性幻想来保护自己不受耗竭感和分裂感的影响，从而保持活力和自我凝聚力。例如，在爱丽丝的例子中，她需要与一个理想化的、无所不能的人融合，这不仅抵消了抑郁，还抵消了焦虑，甚至能够抵御可能存在的破碎/解离的感觉。她的偷窥性幻想为她提供了抚慰和调节(即自恋功能)，这正是她维持自我凝聚力所需要的。正如Kohut(1975)所指出的，这是“对理想的自体客体的融合性需求的窥探”。

贝丝的孪生幻想与她的疏离感、孤独感和隔阂感有关。这个幻想帮助她与一个熟悉的人建立起必要的链接。这在黛拉的女性幻想中也很明显。

在卡拉和黛拉的案例中，她们的过去经验中没有镜映，于是一种空虚消耗的抑郁出现了，她们的幻想为她们提供了所需的镜映。通过允许她们展示自己的自恋，她们能够得到需要的兴奋和情感支持，否则这一部分将始终欠缺。正如Brothers(1997)所指出的，“施虐受虐行为可以被视为改变过去创伤意义的尝试，以便使其与幸存者的分离性现实相一致”(p.21-22)。

一些女同性恋者(如爱丽丝、卡拉和黛拉)似乎有性别扭曲的幻想，这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这些扭曲性别的幻想，将自我和自恋功能结合在一起，起到了重要的适应性作用。正如前面提到的，爱丽丝比卡拉和黛拉更有性别扭曲能力。爱丽丝能够设想自己是男性，而卡拉和黛布拉只能幻想有时会积极(男性)的行动，正如Brothers(1997)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某些女性需要某些与男性相关联的特质，那么她们可能在幻想中想象自己成为了男性”(p。10)。

当爱丽丝、卡拉和黛拉感到情绪脆弱时，她们能够利用性别扭曲的幻想自恋来支撑自己。社会已经构建了一个人的性欲“应该”是什么样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对于女性来说，“正常的”性欲“应该”是有一个男人作为性伴侣的。在缺乏现实支撑的情况下，女同性恋有时可以用幻想来纠正这一点。

Harris(1999)谈到了多重角色和多重认可的性别模式，谈到了欲望的流动性和碎片性，谈到了文化塑造和构建身份和欲望的潜能。她继续说，唯一不变的是性别和性行为的不稳定性，易变性。

O’connor和Ryan(1993)指出，性欲并不随个人的性别认同而变化，成熟的性确实也存在于女性之间。女同性恋者显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变化自由，甚至是在幻想的层面上的变化，这显然是为了达到性高潮之外的自恋目的。

正如Falco(1991)指出的，性幻想本身并不能定义性取向。事实上，根据Falco的说法，女同性恋的性幻想可能有多种潜在的含义。重要的是每个女同性恋性幻想的个人意义。

对女同性恋性幻想的样本研究指出了这些幻想的变化中潜在的自恋功能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些幻想提供了自体客体。它也指出了性幻想的潜意识意义，使它从原始的形式转变为更成熟的形式。无论在幻想还是现实中，性接触都是实现镜映、另一个自我(孪生)和理想化自我需求的基本手段。在幻想中所表达的自体客体需要往往与在行为中所表达的自体客体需要是相同的。

性幻想满足了自体客体的需求。这些包括对关注、认同、价值、善良和被爱的需要。幻想还可以满足其他需求，如安全、亲密、快乐、权力感或其他满足感。幻想也可以提供一种防御或补偿性功能。它们还能避免分裂或解离的感觉。

这项研究揭示了自我的状态(例如，感到耗竭和缺乏自尊)对一个人如何感觉自己和决定幻想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就像Miliora和Ulman(1996)认为的一样，这项研究发现幻想是双面的，一面表达幸福，另一面表达痛苦。有些幻想是受虐的，表达了不安全感和自我价值的缺乏，并可能通过试图惩罚自己、刺激自己或被利用而表达出来。

本文中的案例分析表明，那些反映虐待的幻想(如S&M)部分是儿童时期遭受的苦痛再现。乱伦的幸存者和经历过创伤的来访者，倾向于情欲化她们的关系，这样那些照顾她们的人(例如，那些提供理想化功能的人)就会变得情欲化。Kohut解释说(1977)，“由于自体客体长期，创伤性，不合时宜的无回应模式，会导致健康的镜映，以及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的缺乏，最终解离破碎，发展为偷窥癖和暴露癖这样的临床症状”(p . 172)。

探索性幻想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当然，探索幻想对个人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性幻想是进入自我状态的大门，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进入自我自恋紊乱的状态。

Magee和Miller(1996)指出:“如果说女性的性行为是精神分析难以探索的领域，那么两个女人之间的性行为则是一个更加昏暗未明的领域……”(p.197)。

回到产生这篇论文想法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有性幻想，这是否意味着她是异性恋取向?”我们可以肯定地看到，情况未必如此，事实上，Burch(1995)指出，“为我们的经验提供结构和意义的限制并没有改变”(p.292)。此外，O'Connor和Ryan(1993)指出，“在治疗过程中，对女同性恋性行为的沉默，显然使得我们缺乏可以分析的情欲材料”(p.184-185)。希望这篇论文能够帮助打破这种沉默，并在这个过程中，为这个仍然很少被探索的领域增加新的知识。